当今社会经常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是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毕业即失业”成为诸多毕业生的烦恼。这其间一个主要原因是教育水平的提高，每年我国毕业的本科生加上研究生超过千万人，而工作岗位却逐渐紧缩，就业难成为家长和学生的“幸福的烦恼”。然而纵观历史，就业难，不仅是现在，民国时期的大小学生也面临着就业难的问题。
从清末以来，我们国家模仿西方，发展新式教育。尤其是1905年清政府新政时期将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旺盛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培养，到五四时期，新的知识分子群体数量相当可观。1919年的统计显示：全国有公立学校五万两千多所，在校学生有450万人，与10年前清亡之时相比，学生人数足足增长了三倍，高学历的大学士和留学生也超过了万人。然而，这与当下相比，简直微不足道，甚至没有一所学校的在人数多，那为什么在人才稀缺的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就业也那么难呢？
最主要的原因与现在还是非常相像的，问题出在供需不平衡上。尽管学生人数非常少，但是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能够为知识分子提供的理想岗位更少。对于高学历的大学生和留学生都没有办法完全吸纳，更何况一般的中小学生。因此，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城市社会中出现了一大批就业无门、谋生乏术、前途渺茫，从而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的知识青年。民国时的《东方杂志》曾经在1916年对于一千六百多名归国留学生的就业状况展开调查，发现他们在家赋闲的人多达399个，占到近四分之一。具有高学历的留学生尚且如此，那些只接受了初级教育的一般知识分子的就业情况更加惨烈。
民国的中学毕业生进入大学的概率只有20%，也就是说80%的人失去成为精英知识分子的机会和进一步上升渠道，但是他们却拥有更加强烈的向上爬升的愿望。尴尬的是，正因为他们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所以对于一般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瞧不上，认为那样是甘居下流，但是自己的教育程度有无法是自己在竞争激烈的大城市里谋得一份理想的岗位，所以处在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位置。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得知识青年逐渐变得不安分起来，同时又因为国家羸弱，备受欺凌，个人和民族之间的双重打击使得知识青年近乎绝望。所以在这样的心理环境之下，他们很容易被一些具有理想高远甚至乌托邦式的政治理念所打动，逐渐产生反叛和革命的意识，用实际行动走向革命，从而改变自己的窘迫生活状态。从而掀起了民国时期学生运动的高潮，以及学生参军革命的潮流。
其实当时的有识之士也注意到了学生参军闹革命的趋势，并对此做出了非常深刻的分析。《国闻周报》曾在1926年发表过一篇名为《知识阶级与革命》的文章，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民国以来，国内外大学专门毕业学生，岁以数千计，各省中学毕业学生，岁以数万计……然国内外大学毕业生，除有父兄及其他特别关系者，欲循正当轨道，以求容纳于社会者，百不得一。若夫中学毕业生，除一部分进入专门大学者外，更为消纳之处。
试问此每年递增之数万以上之毕业生，欲求学不可得，欲做事不可能，生机断绝，路路不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其心理若何？其愤慨若何？近来南北学生，纷纷投效革命军，冒白刃而不辞者，为数日多。吾人一考其动机，实不胜同情之感，而深为国家社会惜者也。
作者前溪：《知识阶级与革命》，载《国闻周报》，1926年11月14日。
作者写此文的时间是1926年11月14日，此时国共两党携手北伐，从广州誓师，仅仅几个月就连克南方多个省市，势如破竹且朝气蓬勃，显示出新的气象。国民党和共产党学习借鉴苏俄革命的经验，十分注重理念的宣传，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旗帜早在军队到达之前，早已深深扎根，这对于无业迷茫的知识青年具有非常巨大的吸引力。因此一时之间，学生纷纷南下，效力革命，原因即在此。
因为五四运动，我们对于学生运动的威力深有感触，但是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自国共合作，黄埔军校建立以来，南方的大多数军事活动的主力军也是学生。黄埔军校前三期，两千多名学生中，大多是高小和中学文化程度。这也是问什么黄埔前几期培养的军官普遍拥有较高的个人素质，以及坚定地信仰。不管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他们信奉这些理念是因为在个人愤懑无力之时发现的希望之光，他们相信他们的坚持和奋斗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而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所以黄埔后期以来，这些老一辈黄埔前辈对于黄埔信念缺乏，甚至沦为权贵的上升途径痛心和惋惜。
青年学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希望，但是正如前溪所言，看着这些拥有扎实知识的年轻人甘心投奔革命，冲锋陷阵，不禁感叹是国家和民族的损失。凡事都有两面性，和平时代，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是国家建设发展的生力军，但是当政局动腐败之时，他们又义无反顾洒血于疆场，为理想和信念而奋斗，也可以说是另外一种建设国家的方法。20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迅速崛起，就是因为知识青年是当时两党的基本力量。他们朝气蓬勃，做事雷厉风行。又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所以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些沉暮的军阀在这样的新生力量面前，自然很快土崩瓦解了。
撰稿/素白【读史品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