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刘统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旅欧精英
中国青年的革命留学之路
当年轻的共产党员们在国内各地建立党的组织时，还有一批重要的成员，即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精英们，也在国外建立党的组织。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最早的倡导者是李石曾。李石曾（1881—1973），原名李煜瀛，河北高阳人。其父李鸿藻在清同治年间任军机大臣，李石曾1901年赴法官费留学。1906年吴稚晖从伦敦转到巴黎，与李石曾同住。受欧洲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他们共同过着“苦学之生活”，编辑出版了《世界》画报、《新世纪》杂志等刊物。1909年李石曾在巴黎西郊创办中国豆腐公司，以机器新法制豆腐发了财，因而获得“豆腐博士”的雅号。厂里的30名工人都是李石曾从河北老家招来的，他们是到法国的第一批华工。李石曾带领他们在豆腐工厂过着俭朴的集体生活，工余学习法语、国文和普通科学知识，形成了一种“尚俭乐学之风”。李石曾通过这个实践，摸索出一条勤工俭学的路子。
1911年李石曾回国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和吴稚晖等人在北京创立留法俭学会。1913年初资助首批30名学生赴法。“一战”爆发后，法国需要大量战勤劳工，许多华工到法国从事战场勤务和后方生产。1915年6月，李石曾和蔡元培组织法华教育会，号召留学生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用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和学业。
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开了中国青年的眼界，他们痛感到国内政治的黑暗，希望出国去看看，留法勤工俭学正逢其时。教育会发起人之一吴玉章在宣讲时称，提倡留法勤工俭学的目的有四：一、扩张国民教育，二、输入世界文明，三、阐扬先儒哲理，四、发达国民经济。
赴法勤工俭学的人中，以中学生为最多，此外还有师范生、大专生、留日学生、教师、各业职员以及政界官员和退伍军人等。年纪最大的是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当时已54岁，仍毅然带着女儿蔡畅举家赴法，去受中等女子教育，堪称壮举。其次是湖南第一师范教员徐特立，43岁，也抛弃了稳定的生活，到法国去做工。还有一些是家人结伴而行，贵州学生王若飞和舅父黄齐生、陈毅和哥哥陈修和、16岁的邓小平和大三岁的远房叔父邓绍圣同行。年纪最小的是10岁的王树棠，他是由高阳县布里村雷法工艺学校的法文教员齐连登带到法国的。勤工俭学生中还有二十几名女生，向警予、蔡畅等都是杰出人物。她们赴法要比男生的困难大，因为当时法国妇女找工作比男人更难。但是她们为了求学和救国，为了自身的解放，勇敢地奔赴法国。
勤工俭学生到法后，先在法国各地30余所学校就读，其中以枫丹白露、蒙塔尔纪、沙多居里、刚恩、移勒、默伦等公学人数最多。女学生则集中在蒙塔尔纪女学。同时在法国各地工厂打工，包括钢铁、机械、化工、矿山等企业。
刚到的时候，感觉还不错，勤工尚能维持留学生的基本生活和学习所需。然而战后法郎大贬值，打工一天所得即使有十几个法郎，也就折合一块大洋而已。在法国住了不久，他们就感受到在这个号称最民主的国家中，无产者只是被资本家雇用的奴隶。陈毅谈到他两年勤工俭学的感受时说：“法国的工厂生活，是寄在资本制度的下面，不容工学者有发展的余地，常感着一种迫我同化的压力。”“当货物销路极广的时候，资本便雇过数的工人，以资制造。到销路低落时，便大批取缔出来。尝见工人被退出厂的情形，就是‘神情丧失’‘面若死灰’都形容不尽致，令人表无限同情，觉社会革命是极合道理的事。资本家完全为自己利益起见，实毫无人心，我才知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
年仅16岁的邓小平在法国过得也很艰难。他1920年10月19日抵达法国南部港口马赛，在华法教育会的安排下，横穿法国到北部诺曼底的巴耶中学上学。1921年3月，邓小平因交不起学费，不得不离校，只学习了五个月。俭学不成，只好去做工。4月2日，经华法教育会的介绍，邓小平和邓绍圣等几名四川学生在克鲁梭市施奈德钢铁厂找到一份工作，在厂里当轧钢工。轧钢工是重体力劳动，邓小平未成年，个子又小，显然不适合。邓小平在施奈德钢铁厂只干了20多天，以后又去哈金森橡胶厂和雷诺汽车厂干活。
2004年在法国夏莱特市发现了邓小平1922年的居留登记卡，登记卡表明：1922年2月，邓小平来到法国蒙塔日市的卫星小城夏莱特市，在哈金森橡胶制品工厂做工。同年11月离开夏莱特去上学。1923年2月返回，继续在哈金森工厂打工。这说明邓小平在法国的工作和生活都很不稳定，可以说是颠沛流离，四处求生。
1985年8月，邓小平会见法国外长迪马时曾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创始人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是在法国受教育的。我在法国待过五年零两个月，在工厂做工近四年。我同工人关系很好，但你们的资本家也教训了我，使我和我们这批人员受到教育，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并信仰马列主义。”
留法的青年代表，首先要提到周恩来。他去法国留学的时候虽然只有22岁，但已经经历过风雨沧桑，少年老成。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几代祖上都是绍兴师爷，祖父搬到江苏淮安当县官，1898年他出生在淮安。祖父去世后，家庭就衰败了。叔父当师爷，父亲当文书，收入不够维持生活。但封建家庭好面子，摆排场，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周恩来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10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体会到人间的冷暖艰辛。
周恩来从小过继给叔父。叔父死后，就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幼年遭遇家庭衰败，周恩来从小就学会了适应环境，性格机敏而善于思考。他说：“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但他所以能产生革命性，是由于人的本能中有一种抵抗力，不愿受外来压迫。有一种人，站在压迫方面或帮助压迫的，当然无由产生抵抗力。但大多数人是被压迫的，只不过抵抗力有强弱的不同。有些人抵抗力强，是经过锻炼而来的，有些人抵抗力弱，是因为锻炼不够。”
12岁那年，周恩来跟随在铁路工作的伯父先到铁岭，后到沈阳。他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新式教育，开始读革命党人的报纸和书籍，1913年15岁时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
南开的教育是自由的。周恩来喜欢文学、历史，开始对政治感兴趣。南开有结社自由，学生组织了敬业乐群会，周当会长。1915年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在南开学生中崭露头角。
1919年8月南开设立大学班，周恩来入校学文科，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他的同学凌勉之回忆：周把主要精力投入学生运动，成为天津学生运动的带头人。12月全国发起了抵制日货运动，1920年1月23日，南开学校五个学生到一个叫“魁法成”的杂货店去检查日货，被日本人殴打，引起冲突。次日各界代表马千里（南开庶务主任）、时子周（南开教员）、马骏等七人去警察厅交涉放人，却被警察殴打逮捕。1月29日，天津学生和市民示威游行，到直隶省署要求省长曹锐释放学生。学生代表周恩来、郭隆真等四人冲进大门，被军警拘捕押走。
在监狱里，周恩来和同学们进行合法斗争，要求学生们能见面，要洗澡。警方允许他们可以在一起谈话、晒太阳、洗澡。周恩来要求读书，每人开了一个书单，又争取到了狱中学习的机会。关押期间，有学生伤重吐血，有人生病，大家要求探视。看守怕串联，加强看管，限制自由，大家4月2日开始绝食抗议。5日，天津学生联合会代表谌志笃等24人来见警察厅长杨以德，要求替代周恩来等24人进监狱。杨以德见事情闹大了，请示后将周恩来等人转往河北地方检察厅。
检察厅起诉的罪名是“强暴胁迫，不服解散”。周恩来给辩护律师刘崇佑写信申明立场。大家在候审期间可以自由活动、看书、读报。五四周年那天大家还开联欢会，周恩来清唱，马骏唱大鼓书。外面营救他们的各界联合会带进话来说：“你们几位的案子，因为照顾到曹锐和杨以德的面子，大小得定个罪，判决的时候会宣布缓刑。你们不必上告，出来就完了。”大家坚决不肯。拖到7月6日，法庭以“妨碍安全及骚扰”案开庭审理。法庭以“游行骚扰”和在狱中“侮辱警员”等五项罪名起诉24人。周恩来等在法庭上都陈述了被捕和狱中的事实经过。刘崇佑律师在长篇辩护词中说：“抵制日货，断非法律所不许。因抵制乃国人自定相互之约束，是为自由意思之表现，法律尤无干涉之权。因魁发成一家小事，而酿成全津莫大恐慌。军警奉命肆残，见人即捕，不问是非。而收诸警厅之中，半年之久，幽系不顾。试问法律何条，官厅乃具此权力，人民乃受此凌践！”
在社会各界舆论压力之下，法庭只得不了了之。7月17日判决，马千里、马骏等以私擅监禁罪，判刑两个月；周恩来、郭隆真等四人以骚扰罪，判刑两个月。以押期抵刑期，当场释放。那天各界人士百余人在检察厅门口欢迎。被释放的24人分乘9辆汽车，沿途群众夹道欢呼。随后各界人士在天津市商会举行大会，周恩来报告了狱中情形。各团体向他们赠送纪念章、镜子等物品。
经过半年的牢狱之苦，周恩来不仅经受了一次人生磨炼，还学会了许多斗争经验。他变得异常警觉，在以后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中再也没有被捕过。
当时教育厅指令各校将被捕学生一律开除。张伯苓迫于压力，开除了周恩来、马骏等学生。周恩来失学后，南开学校创建人严修帮助了他。严修出7000元在南开设立“范孙奖学金”，经校董会讨论，决定资助周恩来赴欧勤工俭学。资助三年，每半年付款一次。1920年10月，周恩来赴法国留学。在法国，他不用去打工，一来他有奖学金，二来他和天津《益世报》签合同，当特约通讯员，有稿费，可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这些条件，使周恩来在法国能充分观察社会，结交朋友，走上革命道路。
（本文节选自《火种》第11章旅欧精英
刘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