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的中国，出现了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考：其一是1977年12月的恢复高考，其二是1978年9月的公派出国留学考试。

1978年6月23日的中南海含秀轩内，邓小平在听取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达的工作汇报，同方毅、蒋南翔、刘西尧等人谈话时，对留学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

邓小平说：“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

文革后的北京钢铁学院

一个多月后，1978年8月4日，教育部下发了一份《关于增选出国留学生的通知》，文曰：教育部将派一批文革前的大学生出国留学，采取公开报名招考的方式，报名资格仅限于理工科专业的毕业生。通知也传达到我所在单位航空工业部六二八所并张贴在布告栏上，在所内引起轰动。对这件不啻于天上掉下百万英镑的好事，人们几乎都不敢相信，还以为是一个政治玩笑，跃跃欲试却谁都不敢第一个报名。在三室室主任沈昌治的极力鼓动下，我鼓足勇气报了名，成为本所第一个跃下太平洋的跳水健儿，毕竟我还脱产学过一年英语。一看有人带头跳下了水，其他老大学生们也一个个紧随着往下跳。就我所知，他们中多数人的英语水平都很差，不比念“阿弥陀佛”的老太婆对佛经知识掌握得更多，但谁也不想放弃这次海底捞月的机会，碰碰运气，说不定正巧一脚踢出个屁来。

第一次公派出国留学的考试，于1978年9月15～16日在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内进行，考试科目仅限于英语。对于这一次从天而降的机遇，老大学生中的有志者谁也不想错过，踊跃报名者甚众，但听说录取率仅为1/16。

考试方式是盘古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采用的仿“托福”，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笔试试卷竟多达五六张，每张都是密密麻麻的英文字，一眼看去好像爬满了蚂蚁。许多从未见到过这种美国“蚁巢”的考生，真恨不得自己立时变成食蚁兽，用一条长舌把这么多可恶的蚁群一扫而光。直到考试仅剩下最后五分钟时，许多人看到眼前的蚂蚁还顽固地坚守在阵地上，毫无退让之意，只好无奈地掩上试卷，悻悻离席。

口试题目为“Hotsnake”（触电的蛇），“Hot”似乎是谁都认识的词汇，其解释为“热”或“辣”，但“snake”却难倒了众考生。“snake”这个词汇并不是什么怪癖的英文单词，然而因为它不属科技领域的管辖，许多人学过后就没把它装进自己的脑袋，而是不经意地扫进了盲肠。这次与“snake”狭路相逢，令他们目瞪口呆，似曾相识，却无法从堆积在盲肠的杂物中提取出来，只得挖空心思上天入地去搜索。连蒙带猜的结果，得出了五花八门的错误答案。其实错误的责任不应完全归咎于“snake”，另一半“Hot”同样有份，因为这群科技学子首先就不懂这无人不知的“Hot”，竟还能作“触电”之解。对题目都茫然不知，口试自然变得牛头不对马嘴，在老师面前出洋相是小事，丢了一次大好机会却是难以挽回的损失。从考场出来，已经注定名落孙山的考生们，都怒不可遏地严词斥责那些古怪刁钻、不通人情的出试题者。

我的外语准考证

在经过笔试、口试两关后，考生们聚在一起，回忆考题和查找标准答案，以进行自我对照。为数不少的盲目乐观者都认定自己考得不错，出国留学已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而我的自我感觉则是砸了锅，注定榜上无名了。不过倒也并无范进没有中举那种懊丧心情，反正这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

谁知到发榜时，那些信心满满的考生们差不多个个名落孙山，而我的笔试分数竟高达78分（满分100分，40分为及格线），口试4+分（5分制，3分为及格线），名次高居本所二十多名考生中的第二，顺利地把准考证换成了“准留（学）证”。几天后接到航空工业部教育局通知，说我的留学地点是美国，于是觉得自己已是网中抓鱼，笃笃定定了，只等美国某所大学录取通知书一到，随时可以登机赴美。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眼看其他同时考取的访问学者陆续奔赴美欧，我却始终未接到一纸录取通知。焦急的我跑到教育部一问才恍然大悟，原来教育部只负责留学经费却不管联系学校，学校和导师必需自行联系，录取书不会像海鸥一样自动飞来。在对美国大学两眼一抹黑又无资料可查的情况下，我只好写信向浙大导师、早年曾留学美国的徐纪楠教授求助。

徐纪楠教授（前排左二）

其实徐纪楠当时对美国大学情况也茫然不知，但正巧他在杭州负责接待了文革后来华访问的第一个美国科学家代表团，其中一位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冶金系主任、美国工程院院士舒曼（showmen）教授。于是他为我向舒曼写去一封推荐信。已经接纳了一位中国访问学者的舒曼，又把我推荐给另一位工程院院士赫斯（Hirth）教授，不久我就接到了赫斯的邀请信。

听到终于被一所大学的教授所接纳，我根本不问三七二十一，就兴冲冲地给赫斯寄出了我的申请、简历及有关材料。

西山红叶一天天地凋落，钓鱼台银杏大道也叶落满地，北京已经悄然脱去秋装。我在从秋到冬的焦急期盼中，始终未接到赫斯寄来的IAP-66表（IAP-66表是有效“交换访问学者资格证书”，由美国新闻总署USIA认可的交流机构或主办者签发）。情急之中，我只好向导师写信询问——那是一个无法通过电话与美国联系沟通的年代。赫斯很快来了回信，告诉我他早已给我寄出IAP-66表，寄往的单位是我在简历中填写的“北京航空研究院”。天哪！由于六二八研究所的名义不能直接对外，按航空工业部教育局要求，我将所在单位填写为子虚乌有的“北京航空研究院”，其实我也同时写上了联系地址为北京48号信箱，但美国导师赫斯没有看懂其中奥妙，向我的“单位”发出了信。一场误会总算消除了，赫斯重又寄出一份IAP-66表，不过我的赴美日期却因此推后了半年。